我最近的一篇关于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文章提出了经济学家意识形态信仰的问题。你很难不把自己与某个特定的经济学派或某种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过于依赖一套信念，就会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开始寻找证据来支持我们的先入为主的想法，而不是看证据然后决定它们指向什么。

举个例子，比如私有化，人们可能会有支持或批评的偏好。但事实是，私有化的可取性并不是那么明确。在英国，电信、电力和天然气等行业的私有化相对成功(尽管有些行业仍很关键)。效率提高了，一些行业的价格也降低了。然而，仅仅因为私有化可以提高英国某些行业的效率，并不意味着私有化总是可取的。上一次私有化政策是针对英国铁路公司的。这是一个更难私有化的行业，因为:

• 铁路是自然垄断，竞争非常困难。私有化实际上创造了一种私人垄断。
  
• 铁路是一个亏损行业，但对社会具有正外部性。因此，社会有效的结果需要政府补贴，而不是市场力量。
  
• 私有化的成功往往取决于实施的监管框架。大多数英国私有化行业都在努力增加竞争，因此，政府需要一个监管框架，以避免滥用私人垄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私有化的成功往往取决于政府建立的监管框架。
  

毫无疑问，私有化在理论上有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希望发展中国家采取私有化政策。然而，出口私有化并非如此简单。这取决于私有化的行业，取决于私有化是如何管理的，是否有足够的监管框架来创造私人垄断?

政府干预意识形态

另一个引起分歧的问题是政府干预的程度。有些人会说政府总是效率不高，应该尽量减少政府开支。其他人可能认为政府干预是解决大多数问题的办法。但是，笼统地判断政府干预总是无效的，就像说政府干预总是提高经济福利一样鲁莽。政府干预的可取性取决于许多因素:

• 政府支出的领域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正外部性的产业在自由市场中消费不足吗?
• 它是一种没有在自由市场中提供的公共产品吗?
• 如何有效地监督政府机构的支出质量和效率？
• 社会上的腐败程度如何？
• 政府的支出是否受市场的约束?
• 这些支出是针对有价值的领域还是出于强大游说团体的政治压力?欧盟在共同农业政策上的支出是政治压力战胜经济常识的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业补贴总是导致效率低下。

经济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将政治辩论从过于简单化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中移开。问题是不能用一种笼统的意识形态来解决的政府是坏的，政府是好的。